1965年12月，报刊上发表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学 习后，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海瑞是古代明王朝著名的清官， 公正不阿，敢于骂皇帝，为啥说他反而比贪官更坏呢?为什么 作者和演员都要遭到批判甚至批斗呢?感到大惑不解。
1966年五六月间批判“三家村”时，更让我们大吃一惊。因 为“三家村”之一的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我们战 犯一旦特赦释放，必然要在统战部的领导之下工作、学习和生 活，以我的水平是不可能辨别统战部长是好是坏的，必定跟着 走，接受领导，这样一来，自己岂不成了批判对象了吗?再加上 我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人，新账旧账一起算，那可糟了。这样的 担心，在我们战犯中是相当普遍的。
整个“文革”期间，我们战犯管理所始终没有的光临， 没有受到冲击，照常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但所有的外出活动全 部取消了。现在回想起来，这里面包含了多少对我们战 犯的关怀啊。
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的情况或多或少地也要反映到管理所里来。
我是1968年4月再 次调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当时抚顺已实行军管，原来的管 教人员和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撤走了。
与以前相比，感到发生 了一些变化：伙食没以前那么好了，但基本的饭菜还是能保证 的；医疗保健没有以前那么认真及时了，但基本看病、保健还是 能保证的；军管干部说话也没有原来的管教人员那么和蔼可亲 了。
最大的变化是政治空气变浓了，只要说错一句话，就要遭到 批判。在别的方面，一向常常看到的电影、京剧、越剧不见了，我 们多年逐步充实起来的戏剧服装、道具和剧本也被封存，一部分 则被毁弃，连美化环境的花卉、草坪，甚至是较为珍贵的玉簪花、 夜来香也被铲平，改为菜地。
如此变化，使我们感到困惑、迷茫 和不知所措。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的政策又产 生了怀疑，认为：政策变了，永远出不去了，只有老死狱中了，从 而对改造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但这些思想只是，也只能是深 深地埋藏在心里。
1968年4月，正是社会上“文革”动乱最盛的时期，当时我 们是完全不知道也不明白这些的。
约在上旬的一天夜里，管理 所突然将我们集中起来，什么都不准带，统统被“押”上几辆遮掩 得严严实实的卡车。由于事先没有说明，“押”上车后也没有解 释，我们疑惑顿生。
约一小时后，我们又被带到一个无名小火车 站，再被“押”上两节“闷罐”车厢，车厢门依然被遮掩得严严实 实。我们的疑惑加剧，再加上两年没有特赦的现实，“莫不是要 将我们扔进大海?”有人嘀咕道。
正当大家惊恐之时，隐隐约约 听见“天津站到了，各位旅客……”的报站声音。隔了一段时间， 又听到“山海关到了”,始知火车正向关外驶去。
原来我们的两 节“闷罐”车厢挂在了旅客列车的后面，当我们到达抚顺车站后， 又被安排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一团疑云，始告冰释。
为什么要 这么“静悄悄”地转移呢?后来才了解到：那一段时间，社会上揪出 了众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许多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人满为患，“小将”们便打起了战犯的主意，准备将战犯们拉 到社会上进行批斗。如此一来，岂不乱套了!
如此“静悄悄”地转移，是为了避开“小将”的耳目，以免遇到更大的麻烦， 完全是在保护我们啊。
在1968年至1971年的最近一段时间里，来所调查取证的人特 别多，我可能是全所被提讯最多者之一。
有一次，两位提 讯一件历史案件，由于当年不是我经手，事后也没去了解，所以 答不上来。回宿舍以后便找曾可能接触过此案件的人帮助回 忆，谁知被这两位军人知道了，竟拍着桌子说我们“串供”,还要 关我们的禁闭，吓得我们不知所措，幸亏原管教人员(当时他们 还没有完全撤走)过来为我们解释，说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允许的，以前 也都是这么做的，二位军人方才息怒。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这 样“串供”了。
提讯我们的人员都非常严肃，仅有个别给予烟和茶的。他 们所讯问的问题，有时很不明确，而是从当年与此有关联的部分 开始，逐步引入正题；也有单刀直入直奔主题的，但很少。
以当 年接受改造教育十多年的我，自信决无半点隐瞒或者抗拒不交 的情况。但毕竟事逾多年，记忆模糊，或当时就未曾留意，印象 不深，甚至毫无印象。提讯人员一般都给予一定的时间让我考 虑、回忆，并不要求立即得到具体回答。
每遇到被认为是有所顾 虑不敢直言时，便反复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或要 求诵读贴在墙壁上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等毛主席 语录，反复开导，所以有时一个问题反复讯问，直到满意时才告 结束。
直到1972年九十月间，金源所长重返管理所主持工作，往 日的管理人员又陆续回到管理所，正确的政策才又重新得到贯 彻。改造形式逐渐改变，生活待遇逐渐改善，最重要的是公开宣 布严禁对被批斗的人进行打骂和人格侮辱，继续严格执行“三保 障”,违者要受到严肃批评教育，至此，批斗歪风始被刹住。
1973年7月30日上午，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金源所 长召集全体战犯和管教人员，召开了一个庄严隆重的大会。
会 上，金所长宣读了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关于《监管工作的指 示》,并要求全体管教人员，坚决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严禁 打骂犯人，严禁逼供。
会上金所长主动承担了责任，向全体战犯 做了检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还要求犯有打骂错误的人 要公开检讨。
这种把犯人当人看待的革命人道主义政策，像春风 一样又吹进了管理所，像阳光、像雨露，滋润着每一位战犯的心田， 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有些甚至泣不成声。
我们万万没想到， 毛主席、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还关怀着身在管理所的战犯。在分 组讨论会上，大家都表示衷心感激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战犯的 关怀，一些在批斗会上打骂过人的战犯也作了检讨。
大家一致表 示，要彻底消除思想上的一切消极情绪，重新振作起精神，认真改 造世界观，用实际行动报答党的关怀，争取人民的宽大。
进入1974年，社会上的评法批儒活动也反映到 所里来了，我们大家可以从报刊上看到这方面的大块文章，有位管教 还为我们系统地讲述从春秋战国时代至近代的儒法斗争史。
在 一次小组学习会上，我提出疑问：“孔丘难道一无是处吗?孔丘 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 也颇有道理吗?”
这位管教的答复是：“现在只能全盘否定，即使 有片言只语是不错的，也只能等到将来再说。”
人民政府为了将我们改造成为新人，采取了多种教育的形 式，除了前述的外出参观学习和开展认罪、交罪运动以外，还有 以下方式。
1957年初，我们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久，所里即为我们 制定了“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生活制度，并规定每一个战犯都 必须严格遵守，除经医务室诊治后证明确实有病给予休息者外， 一律不得缺席。
为此，管理所对三类战犯进行了分工：日本战犯 负责养鸡、养兔；伪满战犯负责种菜、养花、植草，另有四五人参 加医务室劳动和医药知识的学习；集团战犯则开设一片 草包编织厂。
抚顺战犯管理所，占地面积两万余平方米，原是日军在侵华 战争中修建的一座监狱。其中有一排平房都是单间，专为关押 所谓要犯、重犯。
为了开办草包编织厂，管理所便将这排平房的 部分山墙拆除，购进二十几台木制编织机和几台编绳机装置其 间。编织草包是要有点技术的，对我们这些四肢不勤，五谷不 分，既无生产技术，又轻视体力劳动的人，现在要亲身体验，既是 被迫的，又是痛苦的。
起初，我们由一位朝鲜族管教手把手地 教，笨手笨脚的我们，即使手脚并用，忙出了汗，编出的草包也不 像个样子。这位朝鲜族管教从来不批评人，态度和蔼，又非常有 耐心。一遍，两遍，直至十数遍、数十遍地教，让我们深受感动。
管理所的各级干部同样没有闲着，装运稻草、搬送成品等脏活、 累活都是他们干，还对我们说：“你们年纪大了，又没干过这样的 活。”
受言传身教的精神感染，再随着思想改造的步步深入，以及 我们自己的反复实践，草包质量终于有了提高，最后竟完全合 格。通过劳动锻炼，我们的劳动观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劳动演变 成了竞赛，苦活、累活、脏活抢着干，年老体弱者也不愿意歇下 来，因为劳动光荣的观念已在我们的心中扎下根来。
编织草包，首先是选料，从成捆的稻草中选出整齐的，再除 去稻叶，搓成绳，作为草包的经线，然后是编织、缝合。我因视力 不好，手脚又有点笨，仅担任最为简单的选料工序。
记得有一次，草包供不应求，原料又供应不及，我们就在许多旧、乱稻草中 整理出齐草，又将其编织成草包，质量完全达到一定的要求。为此，管 理所领导在一次大会上特别表扬了这件事，使得我们心里乐滋 滋的。
为了能够让每一个战犯都有劳动锻练的机会，1958年草 包厂停办了，将原来这排单间全部打通，改建成一个大车间， 购来车床、钻床、刨床、冲床和剪板机。再从抚顺某工厂请来 了技艺高超的，分别为吴姓、李姓和朱姓的三位车、钳、电大师 傅，开办了一家小型电动机厂，从翻砂、浇铸到装配出厂，一应 俱全。
我们还利用边角料生产小型变压器。起初我被分配在 剪板机上工作，后又负责第四号冲床的生产，最后又担当小型 变压器的拣料工作。在这些劳动中，由于视力原因，我的动作 很慢，效率也不高，但由于比较细心，责任心强，倒也没发生 过任何事故。
我们的劳动是没有生产定额的。管理所强调的是劳动锻练 这样的一个过程，至于生产了多少，悉听尊便。管教人员还时常提醒我 们：“休息了，休息了。”使我们感到无比亲切。
我们生产的1.7 KW、2.8 KW、4.8 KW的电动机很适合农村和小型工厂的需要， 销路很好，有时还供不应求。但在1970年时，经抚顺市质监局 检测没能达到部颁标准，只好停产了。
为了让劳动锻炼这个过 程不至于停滞，管理所再三联系，为抚顺的一些大企业加工生产 零配件，直至1975年3月我们特赦时方告结束。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农业小组，专门负责几块菜地、十几 亩坡地和几亩水田地的耕种。农忙时则全体上阵，百多人的 队伍，在管教人员的带领下，遍布劳动场所的每一个角落，甚 是壮观。
1959年，农业小组种植的西红柿和灯笼椒获得丰收， 曾将部分果实送抚顺农展馆展出，获得三等奖，受此鼓舞，农 业小组的积极性更高了。其他，我们还有饲养组、理发小组、 炊事小组等。
人民政府为增强战犯的体质，丰富精神生活，除每日清晨 做广播体操外，还聘请两位体育教练教授全体战犯学习和练习 杨氏和陈氏太极拳，并要求会打太极拳的每天练习一遍，以免遗 忘。
我们还举办过一次运动会，那是在1957年的10月，但在此 之前，管理所就放出口风，准备举办一场体育运动比赛。可能是 所领导想试探一下战犯们的反应，谁知反响热烈，一致赞成，即 使不打算参加比赛的人也想看看热闹，而希望参加比赛的人则 跃跃欲试。
管理所旋将运动会的筹备工作交由“学习委员会”负 责。学委会迅速拟定比赛项目和规则，以及裁判人员、需要注意的几点 等。
初拟比赛项目：球类有篮球、排球、乒乓球；田径有一百、二 百、四百米跑；棋类有象棋、围棋。
所领导认为：所拟项目中，有 些过于激烈。建议将赛跑改为竞走；四百米太长，还是取消为 好；篮球赛改为投篮赛；排球则禁止扣球这一激烈动作。
所领导 还在学习会上解释：取消及被改换的项目，对于你们这样上了年 纪而又缺少锻炼的人不是很适合，其目的是为避免意外的发 生。
所领导还一再叮嘱：参加项目多少不限，应完全出于自愿， 如果临场感觉不适，随便什么时间都能退出，不可逞强。
参加这次比赛的运动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其人数超过战 犯总人数的一半，管教干部和医务人员也临场观战加油。这场 运动会自始至终热闹非凡，喝彩声不断。
我参加了围棋、象棋、 投篮和一百米竞走四个项目的比赛，自信都能拿到名次。
比赛 结果是：象棋第三；竞走倒数第二；投篮按规则每人投十次，我仅 投中三球，名落孙山；唯有围棋，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稳坐冠军宝 座。
在此后的每次比赛中，我都是无可争议的围棋冠军。特赦 后，在一次南京市老干部俱乐部举办的围棋比赛中获得第七名， 当然那是后话了。
当年同在管理所改造的伪满战犯和日本战犯也在那几天分别举行了运动会。由于场地不同，未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比赛情 况，但能清楚地听到“加油!加油!”的欢呼声。
许多人都以为我们这些高墙之内的战犯一定是与世隔绝， 对外面的世界是茫然不知，也不能与亲人联系，其实不然。如前 所述，除东北、华东两次远途参观和若干次近距离参观外，我们 每天都能清楚看到当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辽宁日报》以 及《人民画报》、《民族画报》和《画报》,始终未曾间断，直 至1975年3月特赦。
记得在1956年底刚到抚顺时的一次学习会上，金源副所长 (孙所长退休后升任所长)询问我们有些什么要求和希望。
当时 我便举手站起来说：“希望每个月能够看上一场电影。”不少战犯 也在下随声附和。
金副所长说：“你们这个希望太小了，本所历 年来都是坚持每星期放映一场电影，有时还要加映一两场。”
金 副所长接着说：“我们大家都认为，看电影不单单是娱乐，也是思想改造 的一种形式嘛!”近二十年来，管理所每星期都为我们放映一场 电影，逢节假日时，还要加映两场。
“文革”期间，停映了几年， 1971年后又开始放映电影了，清一色的样板戏，配以大量的纪 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等。我曾感慨：一生中看电影最多的时段 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第一排是留给近视的人坐的，所以我从来就坐在第一排。
改造期间，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娱乐室里备有象棋、围 棋、跳棋、乒乓球、康乐球、扑克牌，各依所好，自由选择；图书室 里备有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科技类书籍，可以随便翻阅。
1974年后，晚间的娱乐活动又增添了一个项目———电视。我爱 看电视。有几次迟到了，先到的总会说：“老张来了，让座，让 座。”我也不客气，还是坐在最前面的一排。
我们还自编自演话剧、歌剧、舞剧等，有古装的，如《空城 计》、《打渔杀家》等经典剧目，也有现代的，如以某战犯的经历为 题材，现身说法，自我教育。
记得1961年12月第三批特赦的当 天晚上，在庆祝会上演出京剧，谁知上午获特赦的名单中有一位 担任该剧主角———原交警六总队通讯分队长黄毓源，当 晚就要演出，怎么办?
这时原青年救国军赣东少将总队 长蔡省三毛遂自荐。蔡仅利用短短的半天时间，手持剧本，口中 念念有词。
当晚一亮相，便引来一片啧啧赞誉声。那言语、表 情，自然贴切；那举手、投足，规范传神，大家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我与蔡省三在武汉时相识，多年来，结下深厚私谊。蔡君才智过 人，编剧、导演、演出样样精通，写文章一挥而就，朗诵、主持、谱 曲无所不能，自到抚顺以后一直担任我们的学委会主任。
我们每年至少要举行四五次文艺晚会，有时演出一连三至 五天，真是热闹极了。
